一次与几位号称“中国当代最具实力的中国画代表”人士小聚，谈起文人画的话题，这几位均属于怀揣极端的复古理想的人士，每每说起当今的画坛，总是慨叹古是而今非，竭力主张复古中国文人画。

       为给几位友人泼点冷水，我借“酒壮怂人胆”地抛出一个“理论”：没有必要复兴中国文人画，因为当今中国真正的文人已经绝种了！

       此狂悖之言一出，首先招来一片激烈的语言反驳、而后发展成面红耳赤的争议和叫骂……本来一次可以成为“画坛雅事”的聚会，也就此不欢而散。

       如今细细想来，我的论调虽有武断之嫌，但也算无误，只是“文人绝种”的话近乎偏执，容易招惹是非，当时若能说成“绝迹”就会显得柔和多了。

       其实，所谓文人画，就是文人们所作有文人气的画。画者须为文人。

       既然文人已绝迹、就是绝种了，自然也就不会有文人。

       然而，怎么样才算文人，却是极不确定的概念。

       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也未解其中之味，不能算有文化，有的人虽然饱读诗书却满身铜臭一肚子男盗女娼，也算不得有文化。即使算得上有文化，还得从事文化事。读了一肚子圣贤书，干的却是打家劫舍的勾当，不是文人。而什么样的营生才算得上文化事，更难说得清。

       同在一个大学里教书，有的人本分做学问自然当得起文人名声，而有的人营蝇苟利斯文扫地，即使他是教授也觉得跟野兽差不许多。

       所以只是表面上从事文化界的职业还不行，文人须要有文人的精神，用时下通用的概念就是人文精神。

　　“文人”是只有中国人才能理解的概念，用现代西方社会学的方法很难给出准确的定义。

       中国社会，自古以来存在这样一个群落，这个群落的人士以文化为职业，以社会为己任，以天下苍生为对象，终生以书为伴，读书是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这就是中国的文人群落。

       中国人对这个群落的人称谓很多：书生、读书人、知识分子……不一而足。为了更好地理解文人这一概念，按我辈的习惯，我们从古来说起。

　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人群落应该是东周以后形成的“士”阶层了。

       周公订立的分封制，将贵族划分为诸侯、大夫、士几个阶层。诸侯又是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，诸侯即有封地。大夫是为周天子和诸侯封国服务的贵族集团，一般是低等爵位的贵族或士担任，高级大夫也有封地。“士”则是没有爵位的贵族。士的形成有个过程，后代的士，一般是诸侯世袭的产物。诸侯爵位的世袭，也施行嫡长子继承制。贵族爵位世袭给嫡长子，其他子嗣一般按低一级爵位分封。不断世袭，代代裂土分封，到了男爵之下，已是无爵可封，无地可裂。

       这些无爵无封地的贵族，就是“士”。但是“士”也是贵族，也有贵族的特权，这个特权就是文化权。士掌握文化，进可以为“仕”，就是为周天子或诸侯、大夫服务，可以为大夫，甚至因功而封爵，改变士的身份。这就是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由来。

　　到了东周，周公分封近五百年以后，“士”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，成为主宰周天下的社会中坚力量。春秋战国几百年历史，说是诸侯争霸争雄的历史，倒不如说是士阶层表演的历史大舞台。这些士，或者游说诸侯，左右政局，或者自成一家，著述立说，教化天下。诸子百家，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，无论是阴阳五行还是许慎的农家，莫不是“士”。

      “士”群落的发育和成熟，是春秋战国社会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，“士”成了社会的主宰。春秋时期的鲁国，都城陬邑也就是现在的曲阜，人口不过几万之众，孔子门生高峰时就有几千，而且这些弟子也都不是等闲人物，连鲁大夫孟孙氏都是他的学生，可以想象孔子一个喷嚏，整个鲁国就要感冒。孔子离开鲁国，带着学生浩浩荡荡周游列国，在卫国时几乎左右了卫国局势，甚至有的弟子怀疑孔子有意要取卫君而代之 。

      “士”的崛起，使当时社会形成了诸侯“养士”的风气，能否得士，得士多少，成了衡量诸侯实力的标准。齐国的孟尝君就以养士而闻名，为招养士几乎到了低声下气的地步。冯援应该是一个既没什么名气也没什么实际能力的士，来到孟尝君门下，先是埋怨吃饭没有肉，孟尝君赶紧给他提高伙食标准，有了肉吃又抱怨没车坐，孟尝君又赶紧给他配车，有了车又觉得住的房子太小了，孟尝君又屁颠屁颠地给他换了别墅住。孟尝君是当时齐国的实际主宰，在这里老板却成了穷酸书生冯援，孟尝君象是跟班的。到了战国后期，士的作用就更大了，苏秦、张仪两个师兄弟导演了战国末期的十几年历史。苏秦自己挂六国相印，就是把关东六国的公章揣在自己怀里，在齐国跟人家的王妃勾勾搭搭，俨然成了六国诸侯的太上皇。

　　春秋战国的“士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文人群落，对中华文化有极大的影响力。

       诸子百家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是显而易见，后世的许多人言必称先秦就来源于此。

       自秦以后，再经两汉，历代统治者也都意识到，在皇权之外存在一个文化集团，文化权力与皇权在不断的博弈中，既合作又分离。秦始皇焚书坑儒，说是力图消灭法家之外的百家学说，而真实的目的不外是消除“士”阶层对皇权的威胁。汉武帝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，根本上还是对以儒生为代表的“士”阶层的一个妥协和利用。

　　魏晋文人应该是春秋战国“士”文化精神最忠实也是最后的继承者。魏晋时期的文人群落，真正是特立独行的一群人。他们继承了先秦诸子百家对天下对国家和民族的关切，同时更偏重对自身价值的关注，因此也是注重个性解放的文化人群。就是这群特立独行的人，却创造了前无古人后难企及的文化。

        嵇康一曲广陵散，之后再无音乐。

       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，至今也是天下第一行书。

        今天的书法者，不临魏碑不算懂得书法真谛。

        著文作诗，不具魏晋风骨，就味同嚼蜡。

       今天的中国文字，自魏晋以来，从字体到笔画就没怎么变过，所以我们今天用的汉字还是魏晋文人为我们画定的。

　　说来奇怪，中国历史上几次文化思想的繁荣鼎盛，都处乱世。

       春秋战国不必说了，魏晋时期也是朝代更迭战乱频仍。其实，春秋文化的昌盛，是武王伐纣立周之后，承平盛世五百年的文化积聚，才成就了孔子和老庄。自秦以后，两汉又是几百年，也是近五百年的积累，促就了魏晋的文化繁荣。

       民间常说，历史上五百年出一个大人物，其实五百年出的不是秦皇汉武，而是文化的集大成者，这个集大成者不是哪个圣人，而是一群文化的大师级人物。

　　魏晋之后，历经南北分裂，五胡乱华，传统上作为贵族的“士”阶层，就彻底消亡了。

       但是，“士”的文化精神并没有被消灭。自唐以后，随着唐科举的兴起和儒文化的发展，一个新的文人群落代之而起。

       这个新的文人群落，就是“儒生”，儒者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传承者。盛唐几百年的积累，虽经五代十国战乱，至宋，又呈现了文化的繁盛景象。

       儒学的发展，虽偏于理学的禁锢，但催生了儒生集团最终成型。宋以后，明清以来，儒生成了中华文化延续的主流。

　　儒生群落毁誉参半，特别是清亡民国兴，国人把中国积贫积弱归咎于儒家，也自然不放过儒生们。

       新文化运动，学习了西方思想的新文人，高举打倒孔家店的旗帜，对以儒生为代表的旧文人大加鞑伐，一个新的文人群落诞生了，以西方的概念，这个群落叫“知识分子”。

       新文化运动的这些知识分子，无论从哪个方面讲，都是大师级的人物，应该也是那种五百年才出的人物。我辈常想，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应该是被我们低估了，而那些大师们也应是被轻视了，再过多少年，当人们翻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，谁又能说这些大师不是卢梭、孟德斯鸠式的人物。

　　说到知识分子，年纪稍长些的人并不陌生。

       建国后，我们从阶级分析的方法，把他们划分为小资产阶级。一段时间，特别是文化革命时期，总力图改造知识分子，要把他们改造为工农。最不济的时候，知识分子成为“臭老九”，跟蒙古人的元朝差不多。

       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以后，为了给知识分子正名，我们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。总起来一句话，就是要消灭作为独立阶层的知识分子群落，使之融于工农。

　   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太记得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，这倒不能归功于文化革命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改造。政治上的改造，并没有使知识分子消亡。

       使知识分子不能称其为知识分子的，还是市场。

       文人自己消灭了自己。

　　要说文人已经消失，很多的人估计不服。毕竟现在有文化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

       我辈读大学时，大学还是象牙塔，一百多个应届生也就有一两个考上。

      现在，大学多了，又不断扩招，升学率百分之八九十，遍地都是大学生，怎么能说文人消失呢。

      古往今来，文人之所以成其为文人，除了有文化读过书之外，最重要的还得有责任有担当，有那么一种文人的精神。何谓文人的精神？

　　首先，文人应该是独立的，如果不能在经济上独立，精神须得独立。

      现在的文化人，不能与春秋时的“士”比，那时的士人总还有点封田，即使没有，找个诸侯还能给些食禄。也不能与古时的儒生比，古时的儒生大多有点祖业，即使没有，卖字，开个塾馆，也能谋生，不必为五斗米折腰。现在的文化，如果不商品化，就不能变现，文化人总得要找个谋生的差事，只要能谋生也就顾不得文化不文化了，经济上独立难，但精神上要是独立的。当时下，一个教授拿了人家的润笔费，什么伪科学的文章都敢做，什么厥词都敢放，把学问当商品卖了。这就谈不上独立精神了。

　　为了体现独立之精神，就须得保持批判的态度，而文人所独具的批判精神，正是社会公义人间正道的保证。任何一个社会要健康有序的行进，需要一个文化力量的评判，如果这个文化力量缺失，就会导致社会功利主义盛行，功利取代文化，就是我们所担心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弊端大行其道。现在的人们，不管有没有文化，有谁还有点批判精神呢，我辈未见。

　　文化人要正确行使对社会的批判，就得有对社会对人类的关切，有所谓的人文精神，起码得有人文理想。宋儒张横渠所说的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有点要求太高，但只看到眼前的利益，只扫门前雪，心中既无天下，又无黎民，甚至老婆孩子都不顾，这样的人文化再高，又怎么与古之文人可比。

       时下社会风气，谁有理想跟稀有动物差不多，成为别人取笑的话柄，谁还敢说自己有理想。而没有一点理想和精神的人，一旦为官必是贪官，一旦经商即是奸商，就是为民也是刁民。

　　中国人对文人有许多似是而非的概念，一个极妙的称谓就是“读书人”。

       这个称呼贴切的很，孔乙己每被人揭偷人书的短处，便涨红了脸说读书人的事，窃书算不得偷。孔乙己先生很清楚，自己是个读书人，读书人总不同于不读书的人。鲁迅先生笔下的文人就这般的邋遢和不济，谁还敢说自己是文人。

        眼下，文人成了一顶不雅的帽子，谁要说你是文人，恨不得回道：你才文人呢，你全家都文人！